往事钩沉:毛泽东内定的接班人是文革派

  往事钩沉:毛泽东内定的接班人是文革派

   毛泽东

  本文摘自:兰州新闻网,原载于《北京日报》,作者:钱伯城,原题:回看“四人帮”覆亡之日

  毛主席希望“实力派”与“元老派”扶助“文革派”,他内定“文革派”为接班人的意愿,已可不言而喻。事与愿违,“文革派”以接班人自居,“实力派”与“元老派”反而成了阻拦他们顺利接班的眼中钉。

  吴德回忆录不讳言自己十年“文革”的政治经历:1976年“四五”天安门广场时间,他所扮演的角色;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批邓,许久未能转过弯来;他主持首都百万人庆功大会,讲过“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这样的话;他又是第一个提出“凡是”的人。等等。此所以功过相抵,姓氏上不了凌烟阁了。作者后人于后记说,本书是“一个有德之人所说的老实话”,老实话若指真话,不易呵!吴德口述回忆录《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2004年1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此书出版不久,我在书店买到,因待看的书尚多,搁上书架,迟迟未看。一搁便过了三年。最近拟写一篇关于口述史的文章,想起此书是出版社推出的“当代口述史”丛书一种,找出一读。却让我知道了那段历史的许多真相,这在已经出版的一些有关这段历史的党史书籍中大概是难以看到的。

  一、

  这里可举十年“文革”的一件谢幕大戏来看。

  这当然就是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这件翻开历史新页的大事了。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简称《决议》)称之为“历史的伟大转折”,指出:“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连用两个“挽救”,足见党中央对此评价之高。《决议》在这段评价之前,又特别指出:“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就是说,华、叶、李三人在这次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决策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决议》在三人的名字之后,加了一个“等”字,说明还有别的人也在这次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即决策作用。这是什么人呢?这里一个“等”字为后人留下了悬想的空间。《决议》是中央纲领性文件,字斟句酌,虽一字一名之微,也不是轻易可以增减的。

  二、

  这本回忆录第十二章为《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详细记录了1976年9-10月间那个历史阶段中央决策过程,皆亲身经历,是第一手史料。今特摘录其亲历的若干重要部分,为读者再现当年某些场景。原文叙事,前后常有交错处,今按时日归併,遇需要说明的,略加按语,以明背景。

  1976年9月治丧期间,大约是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吴德自称,下同)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讨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想华当时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9月11日华国锋还对我说过,他还在11日找了汪东兴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华国锋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引自《十年风雨纪事》,以下楷体文均引自该书)

  按:上引国务院会议室会议,无确切月日,既说“治丧期间”,应为9月11日,即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三日。这时的政治局面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安排的政治势力———即以华国锋为首的“实力派“(时任党政军大员)、以叶剑英、李先念为首的“元老派”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互相较量,激烈拼搏之时。毛主席晚年虽对“文革派”屡有训诫,称之为“四人帮”,要他们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但在另外的场合,毛主席又敦促政治局扶助他们。吴德在本书记下了毛的此一希望与指示:毛主席对政治局的同志,尤其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是寄予了希望的。我记得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

  毛主席希望“实力派”与“元老派”扶助“文革派”,他内定“文革派”为接班人的意愿,已可不言而喻。事与愿违,“文革派”以接班人自居,“实力派”与“元老派”反而成了阻拦他们顺利接班的眼中钉。毛主席一旦逝世,失去了约束,三派之间的平衡立刻就破裂了。“四人帮”发出了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即任党中央主席)的信号。吴德回忆录写道:“我们感到了紧张的气氛。华国锋同志的处境很困难,工作不下去了。种种迹象使他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局。”华国锋于9月11日至13日,连续会见“实力派”的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和“元老派”的李先念、叶剑英等人,通报并讨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紧迫性,显示了他的智慧与胆识,自有其过人之处。这些“实力派”与“元老派”人物,虽分掌党政军大权,还是需要有一个领袖来下决定,发号令,然后付诸行动,方能取得成功。这次粉碎“四人帮”斗争胜利,华国锋居首功位置,是当之无愧的。毛主席晚年喜爱起用“厚重少文”的周勃型人才,以为可托付大事赖以安邦定国,华国锋、吴德、许世友都在他重用之列,而华国锋更被选为接班人。现在看来,至少在粉碎“四人帮”这件事上,他是选对了。

  9月26日或27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华国锋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我表示支持华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解决的办法,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方法来解决。

  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的情况,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认为“四人帮”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里是没有力量的。我们还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我和李先念都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解决“四人帮”的提议。华国锋和李先念都对我说过,通过这次讨论后,华国锋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

  三、

  9月30日首都各界国庆座谈会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由我主持,华国锋讲话。会后到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看过电影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又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五十多人,组成几个行动小组,一个组负责抓一个人。

  10月2日华国锋到我的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与我进一步商议。华国锋要我深思:把“四人帮”抓起来后,全国党政军民会有什么反应,应采取什么政策;北京市如何配合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四人帮”在北京市有什么爪牙。我说有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该隔离。华国锋同意。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

  四、

  此时部队的调动问题,提上议程。上引一条纪事,说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谈的自然就是中央警卫团的调动问题,这是听汪东兴指挥的。抓捕行动就是由中央警卫团执行的。吴德在书中说:“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汪东兴同志是出了大力的。”所指即此。“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曾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和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王洪文则经营上海十万民兵,作为禁卫军。但他们调动不了中央的一兵一卒。这是导致他们最终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10月3日或4日我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我和华国锋谈完话,就去找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吴忠向我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我立即向华国锋作了汇报。华国锋又亲自与吴忠谈了一次话。

  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在一起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马上就找到陈锡联。陈锡联说情况他已知道,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并要吴忠立即到我的住处具体商量。

  按:继中央警卫团部队调动问题的落实,华国锋、叶剑英、吴德又落实了北京卫戍区和北京军区部队司令员的工作。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是被毛泽东称作“吴(谐音无)忠有忠”而闻名的军人。那一次毛在火车上接见吴德、吴忠,听了二人名字说:“吴德有德,吴忠有忠。”成为毛泽东涉字成趣的一段佳话,也说明对此文武二位部下的信任。

  五、

  10月4日下午我两次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第一次是我们再一次全面地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等问题。第二次是我们听了汪东兴汇报的具体行动方案,共同议定了中南海内外相互配合行动的措施。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了。我们商定: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和北京卫戍区吴忠负责解决。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等以及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华国锋要求我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与他保持联系。

  六、

  10月6日我与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市委书记兼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不到九点钟的时候,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第一个到怀仁堂的是王洪文,第二个是张春桥,均已被隔离起来。江青是由张耀祠带人去解决的。姚文元最后到,进入怀仁堂后,也被实施隔离。

  按:据吴德所记,粉碎“四人帮”所采用的方式,得到了邓小平的赞赏。这是邓复出前,吴德、陈锡联在李先念的提议下,一同去看望住在西山的邓小平。邓见到他们非常高兴,对他们说:“很好呵!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这种方式好(指粉碎“四人帮”事),干净利索!”

  通过以上的摘录,1976年9月11日至10月6日这段二十六天时间内的历史过程,大致可以比较清晰地显露出来了。《决议》中的那个“等”字,包含的什么人,应该也可以得到解答了。

  吴德回忆录不讳言自己十年“文革”的政治经历:1976年“四五”天安门广场时间,他所扮演的角色;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批邓,许久未能转过弯来;他主持首都百万人庆功大会,讲过“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这样的话;他又是第一个提出“凡是”的人。等等。此所以功过相抵,姓氏上不了凌烟阁了。作者后人于后记说,本书是“一个有德之人所说的老实话”,老实话若指真话,不易呵!(原载《北京日报》钱伯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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