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记者陈香梅和飞虎队司令的爱情传奇

  战地记者陈香梅和飞虎队司令的爱情传奇

   陈香梅和陈纳德将军

  战争的磨难

  当陈纳德在中国上空叱咤风云,给日本侵略者以痛击之时,年轻的陈香梅则正经历着侵略战争给中国平民百姓带来的种种苦难。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香梅及她的5个姐妹已跟随母亲居住在香港。日本侵占华北,使廖、陈两家的财产几乎荡然无存。战前,陈家不必依靠当外交官的父亲的薪金来维持,抗战开始后,这种情况就变化了。在香港,陈香梅不断地见到她的母亲从保险箱中取出她的首饰,靠典卖来维持一家七口在香港的生计。然而,对于她打击最大的,还是她目睹她亲爱的母亲身患癌症因缺乏良好的治疗而痛苦地死去。她在《往事知多少》一书中回忆说:

  战争夺取了我们的一切,包括经济援助。没有钱,要给母亲较好的医护治疗,谈何容易?在当时,简直不可能……

  母亲的身子愈来愈弱了,冬尽春来,但是春天并没有带来阳光或希望,那是一个没有花朵的春天。大夫终于告诉我们,母亲得了子宫癌,动手术已经太晚了。我连那是什么病都不知道,这是我头一次听到癌症这个名词。母亲去世前1个月,已是奄奄一息,大部分时间,身上疼痛难耐,有时护士给她注射吗啡止痛,真叫人不忍卒睹。我想陪着她,和她一道受病魔的煎熬,却不忍见她痛苦万状的样子。有的时候,她痛得实在按捺不住了,会高声叫护士再给打一针。这时我会跑出病房,心中有无限的害怕与慌恐。而大人们让一个小女孩面对这一切人间的惨剧,又是何等不公与残忍?

  她的母亲终于在痛苦的煎熬中带着对孩子们的深深的依恋离开了人世。13岁的陈香梅和她17岁的姐姐独立地料理了母亲的后事。由于姐姐正在住读护士学校,于是陈香梅成为一家之主,她不仅自己要学习,还要照顾4个妹妹。后来,陈香梅姐妹5人一起进了圣保罗女书院,成了住读生。

  更大的灾难正在等待着她们。1941年12月8日上午,陈香梅起床不久,听到了一阵震耳欲聋的炮声,整个学校都在震动,透过窗户,她看见隔岸相望的九龙笼罩在一片滚滚浓烟之中,收音机在播音:日军正在向香港发起进攻,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出于安全的考虑,学校让学生们都躲到地下室去。地下室年久失修,阴暗潮湿。陈香梅姐妹在里边待了一整天,又冷,又饿,又恐慌。这就是战争留给陈香梅的最初印象。随后,陈香梅姐妹5人在上了锁的圣保罗女书院围墙内度过了6个月时间,忍饥挨饿,除了豆类,几乎没有其他东西可吃。令陈香梅切齿痛恨,永远难以忘却还是亲身经历了日本兵对圣保罗女书院的敲诈。她在《香梅之路》一书中作了这样的追忆:

  沉重的皮靴开始敲击着木制的楼梯。我们通过宿舍的窗口从庭院上面看到他们走了过来,并想象着将要发生的最坏的情况。学校的两个女佣人描述过日本侵略者进行蹂躏的流血惨案:年轻的姑娘们被轮奸后剖开肚子。她们说,当她们的父母或丈夫目睹这一切时,面对日本兵的枪口,也是毫无办法解救她们。

  在宿舍里,我们挤成一堆,被越来越逼近的可怕的皮靴声吓得晕头转向。

  大厅对面,一把钥匙插进门锁,发出咯咯的开锁声。我们几乎可以听到修女院院长颤抖的声音——我们自己的呼吸也变得急促不安,然后钥匙插进了我们的门锁,门打开了。

  修女院院长的身后站着十多个身穿军服的日本兵,发出酒精和洋葱的恶臭。我的眼睛简直不敢离开他们的皮靴;皮靴非常笨重,沾满了泥污。

  修女院院长严肃而镇静的脸上显露出抑制着的痛苦神情,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姑娘们,把你们的手表和自来水笔交给我。”

  我们连忙顺从地搜出这些物件交给她。她强作镇定地站在门口。她严肃地将笔和手表一一分给了那些日本兵。这些士兵摇摇手表,把金表凑到耳边去听,然后又拧开自来水笔查看。翻译又说:“他们还要。”

  院长果断地摇摇头,摊开双臂:“再也没有了。”大量汗水从她戴的白套袖上渗了出来。

  这些日本兵还是不走,交头接耳,目光贪婪,然后,勉强大踏步走开了,嘴里不住地嘀咕。

  到了楼梯的尽头,翻译回转身来说:“明天我们还要来,搜查整个院落。”

  我一头扑在床上,眼睛盯着墙壁,眼泪已经流完了。此刻,危险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仍在猛烈地发抖。

  突如其来的战争,对于一个16岁的少女来说,是人生道路上一段痛苦的经历。不过,对陈香梅来说,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总算还有一线光明。这一年,她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建筑师伍耀伟,并开始了她的初恋。他是她同学的哥哥,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毕业生,到香港来探望父母的,这场战争使他留下了。日本占领香港后,伍耀伟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来看望陈香梅,并带些吃的东西。当时日本人在香港实行宵禁,时间是从每天晚上6点到第二天清晨6点。伍耀伟总是在清晨赶到陈香梅姐妹的学校,然后在黄昏前离开。有一次,他没有通行证,被日本军队的岗哨拦下,硬指为间谍,险些被枪毙,多亏他拿出随身带的手表和派克金笔疏通,才得以脱险。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伍耀伟的到来给陈香梅带来阵阵暖意。每天,在寂静的校园中,她急切地盼望着他的出现。只要他来到她的身边,她就感到踏实,感到高兴。而他一离开学校,她就为他的安全担心,生怕他在路上遭遇不测。16岁,正是多梦的年龄。为同学代写多次情书的陈香梅,这一次拿起笔写自己的第一封情书了。她发现,这要比为别人写情书困难得多,因为那些惯用的套话并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她心中的真实情感。

  日本人占领香港三个月后,伍耀伟首先拿到了离港的通行证,但是他却不愿留下陈香梅姐妹独自先走。陈香梅则惟恐日本人改变政策,不准青年男子离港,含泪劝他先走。他却坚决不肯。多年后,陈香梅回忆起战争中的这段经历,引用了唐朝诗人卢纶的五言律诗《送李端》:“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掩泣空相向,风尘何所期?”她认为,这几句形容当时他们的一片纯情十分恰当。

  幸好,经过长期交涉,陈香梅姐妹也拿到了离港通行证。于是,在日本的铁蹄下生活了半年之后,她们和伍耀伟一起离开了香港,踏上了流亡的路途。临行前,陈香梅把母亲留下的珠宝缝在衣服中,躲过了海关的检查,但海关日本检查员的搜身,还是使她吓出了一身冷汗。在这以后的流亡生活中,这些珠宝成了她们到达目的地的生活来源。

  他们流亡的路线是经澳门到广州湾,再到广西的茂林,最后的目的地是桂林。这么一群人在战争期间徒步跋涉这样长的路程,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途中,陈香梅患了流亡难民的通病——疟疾。祸不单行,她抱病赶路两天后,又患痢疾。身体虚脱的陈香梅只得躺下了。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疟疾和痢疾都是致命的疾病,但在学过护士的姐姐陈静宜和伍耀伟的精心照料下,她竟奇迹般地康复了。

  经过艰难的跋涉,陈香梅一行终于走出了日占区,到达桂林城。伴随着到达终点的喜悦的是分别的惆怅。伍耀伟要去战时陪都重庆工作,陈香梅要去岭南大学继续她的学业。分手的时候到了,别意离情充满他们的心间,但涌到嘴边只是凄然一句:“不要忘了我,常来信!”

  此后,陈香梅与伍耀伟通了很长一段时间信,终因兵荒马乱失去了联系。当他们再见面时,已经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上海了。那时,陈香梅已经是陈纳德夫人。他们的房子需要翻新,找了一家建筑公司。建筑公司的代表上门了,陈香梅打开门,站在她面前的竟是伍耀伟。两人默默无言地对视了几分钟后,他说:“我感到很遗憾。”她答道:“我也感到很遗憾。”战争就这样改变了人们的命运。

  在桂林与伍耀伟分手后,陈香梅进了岭南大学,开始她的大学生活。岭南大学原在广州,抗战爆发后迁到广东曲江。为了躲避日军的空袭,大学的课堂经常从一个村庄转移到另一个村庄。或许正是由于这番经历,才导致陈香梅对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行径深恶痛绝,并对美国驻华空军和它的指挥官产生由衷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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